在全民“战疫”正酣之时，有人喊出了“加油！武汉热干面”。一个“面”字，瞬间勾起了我对“面条”的点点情愫、丝丝记忆。

    2016年，我从部队转业。那天，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逗小孩玩会。妻子走进厨房，挽起袖子和面、擀面。天气正热，在擀面杖与案板来回撞击的声响之中，我看到了她额头上渗出的密密细汗。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擀面条端到了我的面前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到那里都离不开这碗面。我没搭理，头也没抬，便风卷残云了。

    结婚十年，妻子对我是了解的。对于不以面食为主的闽南人，确实难为她了。

    都说老陕是“面客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远离了家乡，读书参军，不管走到那里，忘不了的是那碗面条，不论丰盛与否，不论做法如何。读初中时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每次回家吃饭，端起母亲做好的面条，蹲在墙角旮瘩，不到几分钟，两碗面下肚了。那时候家穷，母亲挖点野菜就下饭了。

    军校毕业后，到了部队，统一的五菜一汤配大米饭，躲也躲不开，逃也逃不掉。炊事班做面条的次数是数得着的，一般是野外驻训、官兵晚归等紧急情况下。即使这样，只要战士喜欢，我也会交待司务长伙食保障一定要搞好，让官兵吃出战斗力。而自己一般是去伙房拣两馒头、打碗汤、配点菜，一顿饭就对付了。部队平时战备训练任务很重，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机会很少，只有妻子来队，才会吃上面条。

有一年六月份，父亲生病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能回来就回来吧，声音低沉，不像“命令”，也不强求。那时部队正准备海训，一年训练任务最繁重的时候。这次，我没有思索，赶紧向领导请假，简单收拾行李，便坐上了北上的火车。

父亲得的是“疝气”，本来是一个小手术，拖成了大病，身体部分脏器已出现溃烂。听完医生的话，我泪眼婆娑，走进病房，噗通一声，跪在了他的床前，母亲就在旁边，摸摸我的头发，没事，好好配合医生治疗，会好起来的。

那段时日，我一直守在医院，陪在父亲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手术很成功，大约一周后，父亲出院了，精神状态还不错，和送我参军那年相比，额头上皱纹又添了很多，两鬓由斑白变成了雪白。

母亲又在厨房忙开了，擀面杖与案板来回撞击滚动的声音清脆响亮。这次她做得是油泼面，面条出锅以后，捞在碗里，放上配菜，自己榨的菜籽油烧热浇上去，“嗞嗞”直响，青烟直冒。

正值六月，大地流金。平视关中平原，“八百里秦川”一望无垠、坦荡如砥，没有丘陵沟壑，更无大山阻隔，麦浪翻滚，金黄灿烂。麦田里机器轰鸣，机械化作业为现代农业插上了翅膀。

记得小时候，人们收麦主要靠镰割石碾，还没脱粒的麦秆扎成一捆一捆，在晒场上堆成草垛。夜晚，我和几个同样顽皮的小伙伴在草垛之间来回追逐嬉戏，好不快乐。有时候玩累了，就在草垛里面睡着了。母亲四处寻找，心急如焚，最后从草垛里抓出来，少不了一顿“鞭刑”。从童年开始，我对麦子的记忆是深刻的，直到现在。

正午时分，太阳当头。晒场上，我用耙子一遍又一遍翻着刚脱离“母体”的麦粒。父亲在母亲搀扶下来到晒场，弯腰抓起几粒，丢进嘴里“嘎巴”响，“好了，可以装袋入仓了”。世代务农的“老把式”说话了，我和母亲赶紧行动起来。

晚上，一家人坐在庭院纳凉，母亲把中午没有吃完的油泼面做成了凉面，端到石桌。看到他们操劳的样子，我低声道，现在种粮好像都是亏钱，很多人把地撂荒或者流转，跟我去福建吧，咱们也不种了。父亲没有正眼看我，庄户人不种地就像工人不做工，军人不打仗，这是本份，离开了土地，就没有了根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一次动员又失败了。

“你在部队，就要把国家的事情做好，我和你妈身体还好，还能动，回部队了，就不要挂念我们”，父亲好像打开了话匣子，对我不屑，又饱含希望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。

坐在探亲归队的列车上，我思绪万千。来到海训场，练兵备战的战友们早已在大海里搏击风浪，我很快加入了拉游的队伍。带领部队每日步伐整齐，来回于宿营地与海训场，在嘹亮的军歌声中，我忽然明白，原来父母离不开土地，就像我离不开面条，一样炽热、一样浓烈。（泉州市审计局供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