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，国家出台全面实施两孩政策，这一年，我大儿子9岁。以前想生而不敢生，现在国家有政策了，妻子便试探我的态度：“咱们要不要再生一个啊？我好几个朋友都决定要生二胎了。” 

　　一连多个时日，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处于决断的痛苦之中。直到有一天，远在陕西的母亲打来电话，对妻子的想法表示支持，我才慢慢下了决心。对于二孩，我和妻子对胎儿的呵护，相比孕育我大儿子那会，少了很多。好像觉得，生孩子就那么回事，一切等时间到了，就自然瓜熟蒂落了。 

　　但我们忽略了，那年她39岁，属于大龄产妇。孕期7个月时，B超显示，胎儿脑部发育存在风险，提示胼胝体发育不良。医生要求她进一步做唐氏筛查，并且不间断到医院吸氧，然而她却因为工作忙，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。妻子性格比较佛系，她对我说，一切随缘。 

　　预产期到了，我向单位请了假，不离左右，在医院陪伴照顾，远在陕西的母亲也赶了过来。产房里紧张有序，我在外面来回踱着方步，神色凝重。由于是剖宫产，随着一阵啼哭打破这份沉闷与寂静，我的二孩出生了。护士把孩子从产房抱了出来，神情稍显“低落”，低声告诉我：“是个闺女哈。”我悬着的那颗心随着护士话音瞬间落了下来。因为,“妹妹”的到来和儿子一起，给我们这个家凑了一个“好”字。 

　　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“妹妹”两岁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妻子把我拉在一边，低声道：“红波，你有没有发现‘妹妹’到现在还太会说话？走路也比其他同龄孩子晚。”我连连点头：“是哦!”这时，我大脑里浮现出妻子怀孕七个月时去医院做产检，B超提示的那段话和医生的要求与叮嘱。 

　　想到这里，我后背阵阵发凉，额头冷汗直冒。我再次打开百度，了解胎儿胼胝体发育不良有关医学知识：胼胝体是用来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神经束，一般形成于胚胎12—20周。胼胝体发育不良的具体表现为智力障碍、视力障碍、语言发育迟缓、癫痫、学习能力差。 

　　之前，“妹妹”行动、语言等能力弱于他人，这个我和妻子有所察觉。但身边一些老人和友人根据自己所谓的“经验”，对我们说：“没事没事，贵人话语迟。人们总是喜欢活在自己编织的童话里，不愿或不敢面对现实，我和妻子也一样。但现在，妻子的俯声耳语，加上自己的判断，我知道我必须立刻打破这个童话，弄清楚 “妹妹”到底怎么了、该怎么办？ 

　　我在体制内工作，市残联办公地点与我所在单位位同一幢楼。一个温暖的午后，我拜访了市残联康复部F主任。说明来意以后，F主任神色紧张，赶紧催促我：“要抓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，诊断一下。可能目前孩子年龄太小，医生没办法确诊孩子的情况，但是康复必须马上做！刻不容缓！如果孩子确诊存在障碍，也不要灰心，0-6岁是儿童抢救性康复的最佳年龄段。”我一听赶紧询问：“抢救性康复？能好起来是吗？”F主任说：“能不能好起来是跟孩子个体情况、康复情况相关的。孩子才两周岁，错过这个康复黄金期就可惜了。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治疗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残障程度！并且，现在国家实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，0-6岁符合条件的孩子不用办理残疾证也可以申请每年1.7-2万元的补助。” 

　　走出F主任办公室，“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治疗”，这九个字如重锤一般击打着我的心灵。根据预约，我和妻子准时带“妹妹”到了市某公立医院，坐诊的是神经康复科医生。我和妻子你一言、我一语，将“妹妹”所有日常表现，包括孕期检查情况“如数家珍”、和盘托出。医生仔细听着，频频点头，给“妹妹”开了智力测试预约单。结果终于出来了：“妹妹”2周岁，但她智力只相当于6个月大的孩子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和妻子早有心理准备，知晓以后内心并没产生多大震动，虽然无奈但还算平静。 

　　在测试室外，我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。我们只有一个信念：抓紧康复训练。我和妻子都是上班族，双方薪金收入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。人到中年，诸事纷扰,如何做到“妹妹”康复，我和妻子工作两不误，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。这时，岳母站了出来：“你们去上班吧！小孩子康复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”岳母已近80高龄，我和妻子内心不忍,但又没有其他好的办法，只有心存感激，同意了她的想法。 

　　“妹妹”诊断结果为精神发育迟缓合并语言功能障碍。医生告诉我，及时的人工干预与后天康复首当其冲。涉及“妹妹”的康复项目很多：脑电治疗、行为矫正治疗、运动疗法、平衡功能训练、手功能训练、引导式教育训练、言语训练、构音障碍训训练、吞咽功能障碍训练等。因这家医院建筑结构布局所限，各康复项目之间，并没有集中，往往是做完这一个，下一个要跑到另外一栋楼。这样，来回“转战”，岳母身心劳苦可以想见。每天早上，妻子载着岳母和“妹妹”到儿童医院，然后去上班，待到中午下班再去医院接她们回家。由于需要康复的儿童较多，医院每日安排给“妹妹”的康复时间只有半天。 

　　整个2019年，我、妻子和岳母都在为“妹妹”康复而奔忙。一年下来，认识了很多患儿家长，看尽了人间不幸与痛苦。大家同病相怜，互吐衷肠自然容易很多。2020年春节期间，妻子跑过来，冲我神秘一笑：“我们向晋江市残联申请的补助到账了，有8000多元呢。”那一刻，我看到妻子犹豫的眼神多了几分喜悦，紧缩的眉头舒展了一些。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。 

　　2020年，一场疫情突如其来，席卷全世界，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，防抗疫情随即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，“妹妹”康复之事同样也因此搁置下来。机关食堂里，我再次遇到F主任，忍不住与她分享妹妹参加康复训练以来的点点滴滴。她耐心地听我诉说，询问救助金是否有申请、是否及时收到，还给我建议疫情期间如何在家做康复训练，分享线上康复资源，我深受感动。走出食堂，机关大院开得火红的花朵挂在枝头,在角落里默默装扮着刺桐城。从“宋元古港”漂移过来的海风，盖在脸上，如母亲的手指轻轻滑过，丝滑温柔。 

　　连续几年，人们与疫情、与焦虑相伴。在这期间，我发现“妹妹”生活自理能力提高了不少，能够独立完成起床、穿衣等基本动作，配合老师参与幼儿园教学活动更加自觉，无论对他人传递信息的理解，还是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都较之康复前进步很大。 

　　F主任的话言犹在耳：孩子小的时候是康复的最佳期，错过了就要后悔一辈子。2022年下半年，疫情消散的曙光终于要渐渐透进人们心田。我和妻子商量，继续给“妹妹”做康复。面对全市几十家公立或私营康复机构，我们最终选择了位丰泽区东泽路的京复堂康复机构。一方面是多方打听，这家口碑不错，另一方面，离我上班地方近，接送方便，这样可以把80岁高龄的岳母“解放”出来。 

　　从2022年下半年起，我每天上班时送“妹妹”到京复堂康复机构，下午下班后再接她回家，无论阴晴、风雨无阻。京复堂对“妹妹”做了全面评估，制定了“一对一”专属康复计划。   

　　一天晚上，我正要准备休息时，“妹妹”一脸兴奋地跑到我面前，嘴里发着断断续续稚嫩的童声：“爸爸，我我我，给你背一首诗。”我感到惊讶，连声说好。“登鹳雀楼,王之涣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。“妹妹”一口气背完，流利顺畅，我听完激动得跳了起来。 

　　“妹妹”睡着以后，我起床披衣,独坐窗前，燃起一支烟，思绪随袅袅青烟四散飘舞。想想这些年的生活际遇，泪水渐渐朦胧了我的双眼，又变成一颗颗豆大的泪珠顺着两颊滚落了下来。 

　　生活就是这样，当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它又给你打开一扇窗，从狭缝中透射进来点点光亮。而这束光亮有党和政府的温暖，也有我市残疾人工作部门的付出与汗水。（泉州市审计局王红波创作）